卫星城市是指大城市周围的中小城市，其位置如卫星对行星那样，故名卫星城。广义的卫星城市指大城市近郊的城市，它位于大城市周围，分担大城市的一部分职能，距离近的多为通勤城市，距离远的多具有独立性。狭义的卫星城市则指大城市周围的中小城市，比如城镇规划君何方洪曾经工作过的新疆乌鲁木齐市的卫星城就有昌吉市、五家渠市、阜康市、乌鲁木齐县城、达坂城等。年英国的霍华德才提出建“田园城市”，年美国的泰勒正式提出“卫星城市”的名称，他们都主张有计划地建设中小城市来分散大城市的人口与产业。追溯历史，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中国著名的古代大城市长安，就已经有了卫星城市体系，即长安城周围所置之诸陵县。
一、诸陵县的设置与徙民
西汉长安诸陵县的布局，同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关中的地理形势有关。西汉统治者在建设京师时，眼光并不局限于长安城一隅，而是将关中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的。西汉设置的诸陵县，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平陵等位于渭水北岸的咸阳原上，加上渭水以南的霸陵、杜陵等，构成环抱长安的阵势，起着拱卫京师的作用。
秦曾在渭北经营多年，秦末的战乱虽焚毁了咸阳宫等，但仍有许多建筑物保存了下来，可资西汉建设卫星城市利用。如秦故都栎阳，在未央宫落成前，曾供刘邦及中央机关暂居，后又改为万年陵县。在关中地区，秦的离宫别馆，相望联属，西汉统治者充分利用秦之旧址建设卫星城市，可收事半功倍之效，顺理成章。萧何在修建未央宫时，地址就选在紧靠渭水的长乐宫之西，且正门朝北开，直通渭桥，出宫即可到渭水北岸。不难看出，那时已有将辽阔的渭北作为长安城襟带的打算。
秦始皇建的渭桥，在战争中未遭破坏，完好如初，为西汉利用渭北提供了方便。“桥之南北有堤，激立石柱。柱南京兆主之，柱北冯翊主之，有令丞各领徒千五百人”。从西汉政府“令丞各领徒千五百人”保护这座桥，也可看出当时对渭北的重视程度。
秦始皇曾徙民丽邑，理由是咸阳人满，移往丽邑的有3万家之多。高祖十年(前年)太上皇崩后葬栎阳北原，并在栎阳城内置万年县，开因陵设县之先河。正式设置陵县始于汉高祖的长陵，此后成为定例。西汉元帝前的诸帝，即位第二年就开始修筑陵墓，并划出一定地域，迁徙民户实陵邑，皇帝死后葬入陵墓，陵邑就成为陵县。西汉一代共有7个皇帝陵县，都在长安附近。现将诸帝陵县之设置及徙民情况介绍如下:
高帝长陵:故址在今咸阳市东北。高祖十二年(前年)筑陵置县，吕后六年(前年)设城。“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西汉末年，长陵有5万余户，18万人口。惠帝安陵:故址在今咸阳市东北，东距长陵5公里。据《关中记》载:“徙关东倡优乐人5千户以为陵邑。善为啁戏，故俗称啁陵也。”明确显示出为京师文化生活服务，为皇帝贵族消遣服务的性质。西汉末年，安陵有2万余户，人口约10万。文帝霸陵:故址在今西安市东。秦为芷阳，文帝九年(前年)筑陵改名。文帝治霸陵“皆瓦器……。因其山，不起坟”。它是最陵中最节俭的。景帝阳陵:故址在今高陵县西南。本弋阳，景帝五年(前年)，筑陵改名。是年夏，“募民徙阳陵，赐钱20万”。武帝茂陵:故址在今兴平县东北。建元二年(前年)筑陵置邑。三年，“赐徙茂陵者户钱20万，田2顷。”元朔二年(前年)夏，“又徙郡国豪杰及赀万以上于茂陵。”太始元年(前96年)，“徙郡国吏民豪杰于茂陵。”主父偃曾上言武帝:“茂陵初立，天下豪杰兼并之家，乱众之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消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此策为武帝所采纳，徙入茂陵的人口特别多。据《汉书·地理志》载，茂陵有6.1万户，27.7万人。西汉末年茂陵人口为诸陵之冠。
明帝平陵:故址在今咸阳市西北，西距茂陵5公里。昭帝时置，宣帝本始元年(前73年)“募郡国吏民赀百万以上徙平陵”。二年春，“以水衡钱为平陵，徙民起第宅”。宣帝杜陵:故址在今西安市南。本杜县，宣帝元康元年(前65年)，“以杜东原上为初陵，更名杜县为杜陵。徙丞相、将军、列侯、吏二千石、赀百万者于杜陵。”其中的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和平陵都位于长安以北的渭水北岸，合称五陵。它们一县紧挨一县，形成“都都相望，邑邑相属”的景象。迁入五陵的官僚、豪富特别多。除皇帝陵县外，还有2个太后陵县:一是文帝薄太后南陵，故址在今西安市东。文帝前元七年(前年)建陵园，因地处霸陵之南，故名。景帝前元二年(前年)，薄太后死，置陵县。吕后与高帝合葬长陵，文帝因而另建南陵葬其母。一是昭帝母赵婕妤云陵，故址在今淳化县东南。武帝后元二年(前87年)昭帝即位，尊其母为太后并筑陵，因位于云阳县境，故名。始元元年(前86年)起园庙。三年秋，“募民徙云陵，赐钱田宅。”四年，“徙三辅富人于云陵，赐钱，户10万”。据《汉书·外戚传》记载，县初设时有3千户。另外，宣帝父史皇孙奉明园，元康元年(前65年)置县。其故址在今西安市西北。它是宣帝为奉其父史皇孙陵园所置的县。史皇孙为武帝戾太子之子，没有当过皇帝，奉明因此不能称为陵县。但它的性质同陵县没有什么差异，只是规模小，户数少，初置县时仅有户。
前述南陵、云陵、奉明3县和万年县并非正式的陵县，但它们设置之目的、居民的来源与陵县基本相同，属性与陵县一样，所以我们将这4个县称为“准陵县”。由于史籍记载不全，徙民的次数及户数、人口已很难统计，但从西汉初年一直延续至元帝永光四年(前40年)，都将这种因陵置县以辅佐京师的作法，作为一种制度。
二、诸陵县移民的结构分析
班固在《西京赋》中，描述了诸陵县的繁华景况:“若乃观其四郊，浮游近县，则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对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绂冕所兴，冠盖如云。七相五公，与乎州郡之豪杰，五都之货殖，三选七迁，充奉陵邑。”文中的“三选”，是指迁徙到陵县的主要有三类人:吏2千石、高赀富人和豪杰兼并之家；“七迁”则是对7个陵县(不计4个准陵县)的徙入。
西汉长安诸陵县的建设主要是移民，西汉一代正式的徙陵县主要有7次。当时移民不是人口的自然迁徙，而是统治者人为的行政措施造成的。这些移民的构成情况大致如下:
一是丞相、御史大夫、将军等现职高级官员，即所谓“七相五公”。关于“七相五公”的含义，李善在《文选》注中认为是指丞相韦贤徙平陵、车千秋徙长陵、黄霸徙平陵、平当徙平陵、魏相徙平陵、御史大夫张汤徙杜陵、杜周徙茂陵、前将军肖望之徙杜陵、右将军冯奉世徙杜陵、大将军史丹徙杜陵。而《后汉书·班固传》注则认为七相谓丞相车千秋，长陵人；黄霸、王商，并杜陵人也；韦贤、平当、魏相、王嘉，并平陵人也。五公谓田蚡为太尉，长陵人；张安世为大司马，朱博为大司空，并杜陵人；平晏为司徒，韦赏为大司马，并平陵人也。可见两种说法不尽相同，而且都有不合理的地方。其中一些人徙入陵县时，并不具有相或公的身份，有的甚至还未做官，“七相五公”显系泛指。
二是吏千石，包括九卿、郡太守、都尉、郎中令等。如张孺以上谷太守自平阳徙家茂陵，何比干以丹阳都尉从汝阴徙家平陵等。
三是公主、外戚、宠臣和其他特殊人物。如高帝时籍孺、惠帝时闳孺徙安陵；司马迁原籍左冯翊夏阳县，父子相继任太史令，武帝时徙家茂陵显武里；蜀人司马相如，病免后亦家居茂陵。
四是六国诸侯、贵族的后裔。其中以齐国诸田的人数为最多，在诸陵县中势力也最大。
五是高赀富人。拥有的赀产达到一定数额以上，具体的标准因时而异。如武帝元朔二年徙茂陵的标准为资产万以上，宣帝本始元年徙平陵的标准则为万以上。
六是豪杰。这类人并无严格的界限，在于他们的影响及地方官吏的掌握。如郭解，依据财产并不符合标准，但由于名气大，所以亦列入徙居对象。
七是汉初功臣侯的后裔。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初曾徙诸功臣家于长陵。文帝时遣列侯就国，功臣侯也并非全家迁往封邑，只是侯本人与其继承人就国，其子女等仍留在关中。
八是群盗。如袁盎之父以群盗身份从楚徙安陵。武帝茂陵初建时，主父偃建议徙入的对象中有“乱众之民”，但有关记载不多。前期可能有少数这类人移入，以后由于诸陵县的治安不佳，统治者为自身安全计，改为将群盗徙之边地。
这些徙民来自全国各地。据《史记》、《汉书》等史籍统计，移民来自32个郡国，主要是关东。关中为首都的所在地，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必然有相当多的流动人口。流动人口的主要成分为关东流民。关东由于人口稠密，地少人多，人口相对饱和，每当遇到较大的天灾就有大量流民，其中的一部分便会流向关中。统治者为了避免流民聚集酿成骚乱，曾多次开关放入流民。如：元帝初，“关东连年被灾害，民流入关”；河平元年（前28年），“流民入函谷、天井、壶口、五阮。”
诸陵墓的建造，是一项旷日持久的工程，还必须屯驻大量的军队。因此，常年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批平民、刑徒在这里服兵役或劳役。求学、行医人员，多数亦是流动人口。如武帝时，备博士弟子50人，昭帝时增至百人，元帝时至千人，成帝时曾多达3千人。临淄淳于意行医，“左右行游诸侯”，曾为安陵阪里公乘项处诊脉，可见他也曾入关。张骞通西域和武帝时击败匈奴后，匈奴、西域的使者与商人不绝于途。使者往往也兼营贸易。这些人多数往返于关中与匈奴、西域之间，长安还设有专门接待各国人员的馆舍。
综上，西汉统治者采用行政手段，强制将六国贵族后裔、豪强、富户、官吏等迁入诸陵县，对增强关中实力、巩固中央政权、遏制匈奴的侵略、削弱割据势力等，无疑起了很大作用。关东的经济基础好，文化上优势更为明显，徙入诸陵县的人口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和政治、经济才干。西汉的大臣多数来自关东或关东移民的后裔。“强干弱支”的政策也具有镇压劳动人民的一面，在被迁往陵县的“豪杰”、“群盗”中，有不少反抗地主压迫的农民和具有正义感的人士。
三、设置诸陵县的意义和特征
西汉诸陵邑中，一般都有较密集的建筑，有的还划分出了手工业作坊区。诸陵邑面积大约是长安城的十分之一至二十分之一。长安城以宫室为主，居民区狭小，可以说诸陵邑是补充长安城内居民区不足，分散长安人口的一些中小城市。诸陵县与长安城配合，使长安城不再局限于“斗城”的范围之内，形成一个向四周扩散的扇形城市体系——大长安。这种在中心城市周围设置卫星城市的方法，是对春秋战国以来都市建设布局的重大突破。战国时之都城，均为大小城格式：小城为宫殿，大城为居民区。如：赵国的邯郸，齐国的临淄等，都是这种布局。小城紧靠大城，宫殿和居民区相联，共处一地。秦张仪等人所建的成都城“与咸阳同制”，“既筑大城，复一年又筑少城”，大城小城紧连，官吏治所在小城内。可见，秦都咸阳亦是大小城并列的格式。
这种大小城相联的结构，对于诸侯分立、各据一方的地方政权来讲是适应的。全国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建立起来以后，京师的地位迅速提高，若沿用过去的大小城市布局，京城势必建得很大。不仅西汉初年国力不允许，而且城市规模过大也会造成种种弊端。西汉统治者大胆采用设置卫星城市烘托京师的作法，打破了秦以前都城建设与规划的框架，不仅在中国，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长安诸陵县作为卫星城市，与其他普通的县明显不同：诸陵县的地位特殊。它们的地理位置虽在三辅范围之内，但行政上却统归太常管辖，不受制于郡。将陵县划归九卿之首的太常管辖，表明了陵县的宗教地位，也显然是为了朝廷便于直接插手陵县的事务，牢牢控制这些“号为难理”的特殊地区，使诸陵县能更好地为长安服务。一直到元帝才把诸陵县依地界划归三辅管理。其地位之特殊还表现在县令的级别上：西汉时的县，万户以上才置县令，不足万户者称县长。但陵县一律置令，而且秩奉特别。县令一般秩千石至六百石，吕后三年（前年）增长陵县令秩至2千石。陵邑建城，也是地位重要的象征。诸陵县均筑有规模大小不等的城垣。据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已查清了部分陵邑的方位、遗址与残存的邑墙，并出土了不少文物。如长陵邑，设于长陵正北，邑墙遗存清晰，墙基宽达10米，南墙长米、北墙长1米、西墙长米，其周长约7公里。远远超过了《三辅黄图》中“长陵城周七里百八十步”之记载。
诸陵县的人口密度也要比普通县大得多。元始二年（2年）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除长安县外，共辖县56个，户56.6万余，人口有万多。平均每县为1万余户，3.9万人。诸陵县的面积比其他县要小得多，但人口数却更多。长陵、茂陵的户口，都超过平均户口数的5—6倍。长陵占左冯翊户口总数的五分之一左右；茂陵约占右扶风户口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冯翊辖24个县，右扶风辖21个县，堪称辖县多，地域广，长陵、茂陵两县的人口却占如此大的比重，不难看出陵县在京畿诸县中的特殊地位。其他陵县虽比不上长陵和茂陵的人口数，但人口密度亦要比普通县大得多。
诸陵县人口稠密，表明其居民主要住在陵邑，从事生产的主要方向不是农业。在封建社会里，农业生产必须以一定的土地作保证。我国古代长期流传“一夫百亩”之说，就是这种状况的反映。人口稠密的诸陵县，势必有大量劳动力脱离农业，从事受土地限制少的工商业活动。史料也证实，诸陵县不是农业县，而是以陵邑为主体的工商业城市。西汉诸陵县同长安城的联系密切，交通方便。茂陵距长安40公里，是最远的一个；长陵和安陵离长安都只有15公里，是最近的。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远者可日行单程，近者可当天往返。从诸陵县到长安均有大道相通。为了修筑茂陵，武帝还于建元三年（前年）在长安西侧兴建了便门桥，即西渭桥。这些均反映出诸陵县和长安城的交往是十分便利的。
诸陵县无论在管理体制上，还是人口的职业与分布上，或者在和长安城的交通上，都同其他农业县不一样，明显地呈现出卫星城市的性质。
四、诸陵县的作用
西汉的长安城约35平方公里。城中土地大部分为宫殿、官衙、府宅、邸第等所占，普通民众用地甚少。长安城的地基紧张，一直十分拥挤。武帝初年，丞相田蚡请求皇帝赐给土地扩建住宅，竟遭到武帝的斥责。营造建章宫时，“以城中为小”，不得不修建在城外，也都证明长安城里地基实在有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把大批本应归属于京师的人员安置在城外，这是统治者经营诸陵县的目的之一。
长安城作为一个大城市，仅仅有统治中心的存在是不够的，经济、文化建设必须跟上，才能成为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的完整都会。它还须具有与之相适应的手工业、商业及各种服务行业，才能保持京师的中心地位。长安城由于居民太少，大大限制了各种社会活动，也不利于经济活动的开展。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元始二年长安有8万余户，24万多人口，这个数字应为编户平民。据专家推算，中央政府所属官吏、公务人员、军队、奴婢等总数约20万人。现代城市可以充分利用空间，每平方公里才可容纳1万人左右。西汉的50多万人，肯定已使长安城处于饱和状态。作为一个50余万人口的古代大城市，仅依赖8万多户居民的民间手工业生产、商业流通和社会服务，是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的。何况长安城作为庞大的中央机关住地，消费、服务所需人数比普通城市要大得多。诸陵县正好弥补了长安城的这个缺陷。仅将长陵、茂陵两县之合同长安城相比，就多出了3万余户、21万余人，还不算其他的陵县。可以断定，当时京师的手工业、商业及其他行业的主要劳动场所与劳动力都在诸陵县，而不在长安城内。所以，诸陵县分散了应该归属长安城的人口，大大减缓了对长安城的压力。
作为长安城的卫星城市，诸陵县的政治作用是不能忽视的。陵县在名义上是为祭祀而设，但事实上还有更重要的政治目的。将关东旧六国贵族，天下富豪等集中于京师附近，便于监视控制，防止他们形成地方割据势力和叛乱，直接关系到西汉王朝的安危。
诸陵县在长安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尤其重要，它们为关中财富的集中地。武帝时，司马迁就曾感叹道：“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长安诸陵，四方辐辏并至，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可见，诸陵县主要从事与京师密切相关的工商业，且商业的比重超过了手工业。这里的富商大贾，见于史籍的就有长陵田啬、田兰，安陵杜氏，杜陵杨章、樊嘉，平陵石氏、如氏和苴氏，茂陵挚网、焦氏、贾氏等人。除诸陵本地商贾外，还有一些大商人，虽不是诸陵县人氏，但在诸陵地区活动频繁，如积极参与西汉中央政治，号称“富关中”的无盐氏。
诸陵县的这些商贾，拥有大量赀产，号称素封，乘坚策肥，来往于长安诸陵县之间，京师的商业多为他们控制，其势力能“比一都之君”，可“与王者同乐”。长安城的生意，主要是他们在做。从一定意义上说，长安的市场供应情况，就取决于诸陵商贾。也正是由于有诸陵县作为工商基地，长安城才能在居民区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维持繁华景象。班固《西京赋》曾对此有生动地描绘：“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傍流百廛……于是既庶且富，娱乐无疆，都人士女，殊异乎五方……红尘四合，烟云相连。”
西汉长安城的商业区，主要集中在城北的东部与西部，以西部为最繁盛，因为东部多为贵族住宅，西部则靠近渭水桥，交通便利，商贾云集。据《三辅黄图》记载，当时有9市。从9市的布局，也可看出诸陵县对京师经济的重要影响。交道亭市位于直通茂陵、平陵两陵之便桥东侧，直市、交门市均在直通长陵、安陵、阳陵的渭桥北。直市为秦文公所建，汉代袭用，“平准物价，故曰直市”，“物无二价，故以直市为名”。直市既然平准物价，说明其在经济生活中影响之大，它一定是个重要的市场。这样一个重要的市场，却径直设在渭水北岸，它绝不是偶然现象，而是诸陵县的重要作用使然。
诸陵县作为西汉长安城的一道可靠的屏障，也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作用。汉初，奴匈长驱直下，威胁长安。西汉统治者经营渭北，自然有护卫京师的意图。一旦发生战事，有诸陵县可以“备胡”，作为缓冲地带，即能取得主动。从交通方面来看，长陵、茂陵、霸陵扼制着长安城北、西、东的三条大道，系长安城外围非常重要的关卡。西汉长安诸陵县的建设，充分利用了渭北之零散水源和长安东面的浐、灞诸水，减轻了长安城内供水的负担。在长安与诸陵县的影响下，关中地区的风俗民情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原来的“好稼穑，务本业”，变成了“舍本逐末”。《汉书地理志》将这种变化直接归因于诸陵徙民，“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杰则游侠通奸”。“郡国辐辏，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仿效，羞不相及，娶嫁尤崇侈靡，送死过度。”这些描述恰好反映出诸陵县商业发展，出现城市化的客观实际，它是卫星城市的具体表现之一。
由于西汉统治者从开始就将陵县建制纳入了长安的整体布局，在以卫星城市辅佐京师的思想支配下，长安才形成了“宫室寝庙，山陵相望”的宏伟格局。总之，长安城及其周围的诸陵县组成了一个大长安。它布局得当，联系紧密，形成颇为完整的城市体系。这些卫星城市在长安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若没有诸陵县的建设，西汉长安就有无法弥补的缺陷，就不能完成其历史使命，也就不成其为享誉中外的古代历史文化名城。